隆昌深山这座破宅，牵出一位被遗忘的辛亥革命元老

人这一生，说到底是选择的总和。可选择本身又是个悖论——年轻时不知道要什么，等知道了，能选的又不多了。多数人只是被日子推着走，走到哪算哪，像风里的一片瓦，落地才知道落在了哪户人家的檐下。可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历史的岔路口，把选择做成了惊心动魄的事。

这个周日原是排得满满的，要去看好几处地方。谁知颈源性偏头痛发作，坐车十分钟便要作呕，只好把计划收起来，权当就近溜达。人算不如天算，身体这东西，从来是最诚实的向导，它说不行，便当真不行。于是和小伙伴一起去了隆昌市界市镇叶家沟的黄家大院老屋。

那是清代隆昌有名的商绅黄金鳌的老宅。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位老宅的主人，竟是一位辛亥革命元老。

一座老宅，骨头被抽走了一根

一路是典型的川南乡间光景。稻田刚收过，留着齐整的茬子，晌午的昏昏太阳下，田埂上有老人蹲着吸烟，看车经过，也不抬头。远远看到路边有一座大宅子，高高的骑马墙头纹饰繁复，一看就不是现代的建筑风格。路边的茶树结上了果子，硬邦邦的，停车的道旁有个盗墓坑，大抵也能说明这地方有些年头。

顺着田坎靠近老宅子，多半已经破败，瓦缝里长出草来，木门歪在一边，像是谁把整栋房子的骨头都抽走了一根。看得久了，竟看出几分民国的意思——那个年代里，多少人家兴也匆匆、败也匆匆，一辈子的心血，抵不过时局翻一页。这黄家人是清康熙年间迁到隆昌来的，老屋离县城二十公里，藏在丘陵深处，地图上都未必标得清楚。

本来这天的正题是瓷牌坊，一路的期待都冲着它去。谁知到了地方，敲门半天，养蜂人老张不在家。门口那两条狗倒是尽职，一见生人叫得声嘶力竭，声音又干又涩，生人一走，两条狗就开始互掐。

人没见着，宅子却先声夺人。远远一望，气势很是恢弘——门前一片竹林，风一过，沙沙地响成一片；竹林再往前，是一泓水域，不算大，却极静，水面上浮着几片落叶，衬得这地方既幽深又开阔，像是特意留出来给人喘一口气的。这样的宅子能藏这么深，也是难得。要了老张的电话，下次再来看的时候提前打电话问问老张在不在。不过我想，瓷牌坊也许要开始”规矩”了——今年上半年，已经出了《石碾镇瓷牌坊村四川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征求意见稿。

院外地上却落了不少百香果，大约是熟透了，风一吹就掉下来，滚得到处都是，青绿泛黄的皮子上还沾着草屑。我们蹲下捡了几个，装进袋子里，一边捡一边说，希望老张回来看见，不要怪我们。那种理直气壮里带着点心虚的高兴，倒是许久没有过了——人在干坏事的时候，是最不怕累的。

老宅的主人，是辛亥革命元老

下午回到家，意犹未尽，翻起地方史料，越翻越觉得不可思议。

黄家大院的主人黄金鳌（1878—1951），字肃方，隆昌人，清末秀才，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东京警监学校。1905 年冬，他加入同盟会——比武昌起义整整早了六年。回到隆昌，他在县城北街开了一家叫”天下利”的书店，卖《醒世钟》《革命军》这些进步书刊，表面是书店，其实是同盟会设在川南的通讯机关；又组织哥老会”大同公”，策动隆昌起义，两个弟弟也跟着他一起干。据地方史料记载，他在成都办学期间，先后介绍了百余人加入同盟会——其中就有荣昌人张培爵。

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重庆荣昌荣隆镇人。1911 年 11 月 22 日，他领导重庆起义，被推举为蜀军政府都督——那是当时重庆乃至全川辛亥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坚决反对袁世凯，1915 年被袁杀害于北京，年仅 39 岁。国民政府追赠他为烈士。如今，重庆沧白路（洪崖洞旁）立着他的纪念碑，荣昌城南有他的墓园。

同一条路上，有人走岔了路

老宅和都督，就这样隔着百年的光阴，在同一段历史里相遇了：一个在隆昌深山开书店，一个在荣昌读书、后来去了重庆——两个挨着的县城，两个”昌”字，同一条同盟会的路。

同一条路上，有人走到底。黄金鳌革命一生，解放前参加民革，任四川省委副主席，后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51 年去世——他看到了自己用半生去争取的那个新中国。

同一条路上，也有人没能走到头。汪精卫年轻时写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句诗至今有人记得；可他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不负少年头”五个字，成了历史最大的反讽。冲锋的血性是一瞬间的事，难的是往后几十年，在没有掌声、没有观众的地方，如何守住最初的选择。

陈璧君也是同盟会早期的女会员，南洋华侨富商之女，经孙中山特批入会。刺杀摄政王那场密谋里，她就在在暗杀现场望风。可她后来把这身胆气，全押在了丈夫汪精卫身上，跟着他一起叛国投敌，被永远开除出了国民党，成了国民政府的头号女通缉犯；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59 年病逝于上海狱中。受过教育、有胆有识的人，本可以靠自己去争一份天地；把选择权交给别人，结局往往就是替别人背骂名。

历史从不辜负走到底的人，也从不放过走岔路的人。 月亮照旧不动声色地挂着，它大概什么都懂，只是懒得说，懒得向我们这些站在老宅前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