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回忆录

父亲晚年终于将他的那段经历告诉了我，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对这场战争有太多感触。作为儿子，我觉得很有必要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示对离世父亲的纪念和对抗战老兵的纪念。

父亲张德约（曾用名张简如）1917年12月出生于重庆市荣昌县双河镇白云村，2008年8月逝世于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永川煤矿职工医院。

弃医从戎

父亲1932年毕业于荣昌中学，当时算很有文化。毕业后师从荣昌名医徐盛章门下学习中医，想以此换来家庭的富裕和百姓的健康。

五年的学徒生涯，父亲终于学有所成独立开业行医，兼做中药材生意。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他不仅看到了家庭产业的衰败，更看到了祖国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艰辛，他那颗弃医从戎的心也随着抗日前线的战况不停激荡。

1942年，中华民国政府从美国大量购进军火，包括许多大炮。组建炮兵的同时，也要组建通信兵作为炮兵的作战保障。

于是国军通信兵第6团到重庆荣昌县东门朱家桥驻防，并招募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当时团长叫石俊仁。该团下属的通信军事训练大队在荣昌红岩坪、七堡岩集训，该大队由一个无线连，三个有线连组成，大队长叫任振雄（黄埔军校毕业）。

国军的到来和政府的宣传，让荣昌的抗日浪潮达到又一个高潮，已经成家立业且刚育一女的父亲毅然决然地决定参军抗日。

虽然父亲已25岁超过了参军年龄，但因为父亲英语较好被破格录用，被分在无线连(连长李有盛)任司书（文书），少尉军衔，至此父亲终于走上漫长的抗日征程。

远征印度

父亲所在的无线连中，大都是16、17岁的少年，但他们最低学历都是高小，所以几乎都能称为知识青年。除了常规的军事训练，就是专业技能训练。

三个有线连的战士只要有好的体格，就能完成任务，而无线连的训练则要复杂的多。英语成了一些战士的拦路虎，这下父亲的英文功底就发挥了作用。

因为他是这些年轻战士的老乡，又稍年长，所以他们的关系很融洽，父亲为他们恶补26个英文字母和一些常用单词。

当时大家抗日情绪高涨，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当时的口号。

1942年10月，他们完成训练任务，踏上抗日前线征程。

第一站从荣昌到泸州，短暂休整后到永临，然后到达毕节，经过曲靖，最后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时已经岁末年底。

在行军途中也要见缝插针的进行一些军事训练，更要加强英语学习，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踏上一个陌生的国家——印度。在印度一个叫蓝姆伽的小镇（该地以前是一战时期英国人关押德军的战俘营），以美军史迪威将军为总指挥，国军郑洞国将军为副总指挥的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远征军部队正在集结，伟大的中国国军将士将从这里，协同美军、英军一起打回缅甸，横扫东南亚，直至东京，为一年前首次入缅作战牺牲的将士和被日寇残杀迫害的同胞复仇。

1943年1月中旬，他们分批坐上了美军的飞机（这些运输机都是在印度满载军用物资飞往中国昆明，回程满载中国远征军），由驼峰航线到达印度的列多（也称雷多）、订江机场。

蓝姆伽集训

列多是印度的边境，也是印度当年的铁路尽头。

父亲的部队经过火车，轮船十多天的行程，终于来到蓝姆迦镇。

由于美军扩建，营地已经初具规模，10多万人的超级大军营井然有序。当时的中国军人非常多，兵种大致分为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运输兵）、战车营（装甲兵）、宪兵、剧团（文艺宣传）、邮局、报社、野战医院等等。

父亲所属的部队全称为：中国远征军驻印陆军通信兵独立第三营（简称通三营），营长叫陈东旭。

在印度，训练和装备都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为日后反攻缅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工作积极，训练努力，1943年7月，父亲由通三营调出，到新成立的混合连（无线和有线）任书记（中尉军衔），连长是江苏人叫张哲蔡，并编入廖耀湘为师长的新编22师统一指挥，该师的任务就是光复缅甸。

9月份，部队从蓝姆伽镇出发，经列多到达印缅边境的原始森林野人山，一场规模浩大的反攻战役即将拉开帷幕。

这段时间里有两个战友父亲印象较为深刻：

• 一是荣昌县盘龙镇的肖公俊，家境非常富裕、属于典型的富二代，曾去过美国留学，是美中官兵中的业余翻译，发报技能非常过硬，任混合连中无线排排长。
• 二是汽车6团的辎重兵李毅坚，荣昌城关人，脑袋瓜子特灵，汽车开的很好，维修也很过硬。

不知这些父亲的战友是否还健在，他们及后人居于何处，我们是否能联系上？

野人山反攻

1944年9月，一场由史迪威指挥，中美英三个国家组成的部队正式打响了反攻缅甸的枪声。

作为最高长官的史迪威经常用一句话鼓励中国军人：

穿草鞋的中国军人能打仗，如果给他们穿上皮靴将更能打仗。

后来也正是这些穿皮靴的中国军人，混扫缅北全歼日军十八师团。父亲所属的部队随着兵力的强大，兵源的增多，被重新扩编为住印军新编第6军（即新6军），父亲也升为营部书记，负责全营的行政，后勤文书收发等工作。

进驻野人山后，前方战斗部队向缅甸逐步推进，后方工兵随战局发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随时保障前方作战部队的军需物资。

由于美国人已经准备好了推土机，锤石机，压路机等工程机械，虽然当年在原始森林中修一条路看似不可思议，但工程进展还是相当快。

最早美国人称这条路为“通向东京之路”，每一个路牌除了标明该地方外，还要在标牌上写上此路终点为“东京”。后来因为中国兵英语说得不准，常被误听为“东京之路”，后来就改称为中印公路。

据说后来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总统被迫调其回美国，蒋为了给史迪威一个面子，将这条胜利之路最终定名为史迪威公路。

进入野人山后，父亲真正体会到战争的艰辛。

虽然他们无线连是与军部在一起，住的是竹子搭建的房子或帐篷，山里雨水多湿气大，蚊虫非常厉害。好在平时早有预防，药品配备齐备，所以很少出现因身体原因减少战斗人员的现象。

吃的主要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牛肉罐头，没有蔬菜是他们当时最大的遗憾，能够弄到一些山上的竹笋和野菜吃，感觉就像吃上了过年的盛宴。

前方就是炮声，而他们这里偶尔会有剧团的演员为他们和野战医院的伤员表演文艺节目，有些京剧演员在国内还颇有名气，他们放弃国内优厚的收入，舒适的享受，来到异国他乡为国军做抗日宣传演出，让部队官兵深受感动鼓舞。

时有国内外报纸的记者跟随部队采访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事迹，父亲一直记忆犹新，著名漫画家叶浅予来营部作画。其中一张漫画叫《厨子的梦》，画的是一个厨子打盹时梦到了一头大肥猪，看得他们直流口水，因为他们很久没吃过猪肉了。

歼灭日军18师团

1944年9月，父亲所属的新6军向缅甸北部发起了全面进攻，打响了第二次缅甸战役，向缅北挺进。

与新38师互相配合，占领胡康河谷，克于邦、下孟关、攻占瓦鲁班、打下新平洋、占领卡马英，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6军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灭敌人20000多人，一雪两年前野人山兵败耻辱。

卡马英一战非常激烈，日军18师团的司令官在死人堆里装死，到了下半夜才侥幸跑掉。

最值得骄傲事情是缴获了18师团的关防大印，父亲在他的一个记录本上专门盖了几十张，大都作为礼物分发给战友作为纪念，包括几张照片等纪念品父亲都珍藏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又不得不将它们全部销毁，这也算父亲晚年的遗憾之一。

刚刚过1945年春节，缅甸战役已基本结束，国内日军大批调动贵阳。新6军接到蒋介石命令，快速回国增援，当即从缅北孟腊机场乘机回到昆明曲靖露益机场，到曲靖不久，贵阳危机就解除了。

接着日军又集结兵力，发动了雪峰山战役、进攻湖南芷江。

芷江是美军在华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从这里起飞的美军轰炸机可以直飞到日本国土进行轰炸，在太平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也可以降落这里。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役，新6军与其他部队终于将日军全线击溃，新6军也在芷江就地休整。

在雪峰山战役中，父亲所在的通3营在一次行军途中曾与一架敌机遭遇。当时地势开阔，无法寻找掩体，轻装行军全无还击能力。

全赖平时训练有素，战士们迅速散开，就地趴下一动不动。敌机经过三次俯冲扫射后扬长而去，一名离父亲3米左右的战友不幸中弹牺牲，且有多人负伤。

父亲眼睁睁看着战友流血牺牲却无力相助，那个悲伤的场景在父亲的脑海中定格，永远都无法抹去。

很多年后，晚年的父亲对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一个士兵中弹牺牲的镜头非常动容，他饱含眼泪地说：场景与当年太相似了，战争太残酷、希望世界和平永远。

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无线连的值班军官突然向大家告知了一条特大新闻，在收听美国电台时，好像听说日本宣布投降了，因为电台声音不稳定且是用英语播放的，所以该士兵也不敢确认。

由于当时部队住在芷江城外，离城内的美军司令部还有一定距离，于是便用军用专线打通了美军的电话，美军还说不知道这事，但他们说可以与重庆联系一下，等待消息的时间十分漫长，但好消息还是在全营的翘首期待中如约而至，夜幕中的芷江城里突然传来了星星点点的爆竹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中华民族经过14年的全面抗战，经过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的伟大胜利。

参与受降仪式

芷江（属于湖南怀化），作为中国战区最早的受降地，父亲有幸成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一架日本飞机拖着白布，在两架中国战机的威慑引领下降落在芷江机场，日本战区最高长官今井武夫亲自向中国战区司令何应钦投降，日军的受降工作正式开始。

参与受降仪式后，新6军接蒋介石命令，火速组建一个加强营，作为国军先遣部队最先到达南京，并对要害部门进行接管。南京给父亲留下了良好印象，良好的治安、整齐的街道、良好的卫生，低廉的物价更是让大家非常意外，同样的聚餐，费用不到芷江的1/3。

战争后记

在印度两年多的部队生活除了艰苦训练和枯燥生活，也有一些欢歌笑语和美好回忆。

当时父亲收入每月30卢比（相当于15块银元），另外荣昌家里也有约15银元左右的月收入，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

除了陆续往家里寄一些钱，父亲在印度的主要开支就是利用休假去旅游，曾去过佛教圣地“枷雅”——释迦牟尼圆寂之地，据说释迦牟尼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棵菩提树下坐化。

也去过距离蓝姆伽镇几十公里外一个叫“南溪”的比较繁华的城镇，去看当地人最爱看的地方戏，结果只看了几分钟就坐不住了，因为实在是一点也看不懂。在印度也和一些美国、英国军人有私下的接触，他们的常用汉语就是：你好、他好、你顶顶好等。

1943年初夏，父亲曾到当时印度最繁华的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度了几天假，那时加尔各答已经有很多的华侨聚居，父亲就住在当地的华侨区。

在那里看电影，喝咖啡，那时印度的电影院、咖啡馆就已经有了空调。去时坐的汽车，回蓝姆伽镇坐的火车，印度人对父亲很友善，特别给了一个包厢（叫一等半车），当时军人坐车都是免费的，而且包厢里也有冷气，这次旅行开拓了父亲的视线，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看到，知道了世界是如此之大，科技是如此之发达。

在一个叫“密特”的电影院里父亲还认识了两位英国军官，他们的汉语很好，除了军事话题以外他们几乎无所不谈。和他们交流后发现他们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告诉了父亲很多英国的风土人情，这也是父亲首次对西方社会的了解。

回到蓝姆伽镇不久，加尔各答的华侨村派来代表，计划把华侨村的小学增加一个初中班，希望在驻印军中挑选几名中小学教员留在印度。

华侨们对父亲印象不错，营长也来做了工作，希望他能留下来，父亲还是没有答应，其他有没有人留下就不得而知了。

在密支那即将光复之际，新6军奉命回云南增援贵州，空运回云南曲靖驻防，当地武装部队和少数民族武装向新6军暗地里收购武器的事时有发生，为此也有一些军人受到处罚，由此也说明了蒋嫡系部队与地方武装的不和。

国民党的溃败

和平的日子如海市蜃楼一般，1946年初，新6军从南京调往上海，短暂休整后便乘坐美国的登陆艇走海路北上秦皇岛。

登陆秦皇岛时，苏军还未完全撤离沈阳，这时他们知道了即将面对的是以林彪为指挥官的共产党劲旅第4野战军。部队一路向山海关进发，一过山海关就与第4野战军交火。

1947年初，国军在上海成立了培养军队后勤军官的经理学校，父亲在沈阳参加了该校的招生考试并得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于是搭乘军用飞机从沈阳到达北京（本可以直接搭机到上海，考虑到开学尚早，于是又产生了一路旅行一下的想法）。

在北京逗留数日，参观名胜古迹，后达天津。

天津塘沽新港码头那时已经非常壮观，停留几日后坐船到上海，改名张简如。

在上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习还未结束，东北已经全面战败，新6军也不复存在。

上海的短暂学习生活，使父亲见识到十里洋场的繁荣和纯正的京剧艺术。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71军，时任军长陈铭仁。最先驻汉口，1948年初移师武昌，最后驻扎长沙。

5、6月时父亲得了痢疾，经多日调养才恢复，这也是8年戎马生涯害得最重的一场病，在军队医院一直未有好转，转到地方医院才痊愈。

国军部队作战愈发不利，军长决定派父亲和另一名军官肖厚椿（汉口人，中尉军衔，比父亲小几岁）一起，护送一批高级军官家属到俊阳（宝庆）的71军军部留守处。

1949年初，陈铭仁军长在长沙宣布起义，于是其他国军部队立即宣布71军为叛军，71军留守处也被其他部队的国军和平缴械，房产物资也被接收。

父亲、肖厚椿和万钧衡（四川人，少校军衔）与一些军官士兵家属等均被逐出留守处。由万钧衡牵头商议后，发给大家一些军饷后自行解散。

由于前不久父亲曾来过宝庆，并与当地一个木材商人有过一面之交，所以便顺理成章地住在他家以便观察时局。

父亲正在为回荣昌老家还是接受当地商人推荐的生意而纠结，国军100军有个团正在洪江驻防，而这个团里有几个军官正是父亲在新6军时的熟人，恰巧他们在当地富商的家宴中相聚，正在计划经贵州、广西、越南海防港到台湾。于是他们便力邀父亲加入他们的队伍，父亲便告别这个木材商重新住进了军营。

听到北京即将成立新政府的消息，100军也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之路。当他们来到离越南只有几十公里的广西境内时，被解放军4野部队包了饺子，部队经过短暂的抵抗后全部被俘。

回乡

父亲和其他一些军官等100多人编在一起学习改造，一起在南宁过的春节。后在柳州附近学习改造了3个月，当时被编在解放军8团2营8连。

学习改造结束后，解放军给了宽大的政策：原则上希望大家留下加入解放军，的确不留的则遣回原籍，父亲选择了回原籍，因为毕竟已经离家近10年。

另外父亲想着自己学过中医，相信自己的手艺可以重操旧业，同时也正好远离政治上的纷争。这也是造就了父亲不喜言语的性格，以至于那么些年我才知道了这些故事。

从柳州出发经长沙到汉口，到汉口时找到肖厚椿家，这时肖已经在汉口一家银行上班，在肖家小住几日。在肖的建议下，父亲从汉口走水路，经洪泽湖坐船到宜昌。因为物价上涨，车票船票更是高的惊人，到宜昌后资遣费已经所剩无几。

只能将自己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一枚戒指卖了，买了张直达重庆的船票，在重庆民国路坐汽车回到荣昌时已经是身无分文。

1942年离开荣昌，1949年9月回乡（此时重庆尚未解放），终于回到了荣昌县双河镇双柏树老朝房。

1952年初在父亲开始在荣昌城关镇行医，1956年公私合营加入荣昌城关镇卫生院，随后到重庆的四川中医学校学习一年。1960年调江津专区中医研究所，1962年调永荣矿务局综合医院，1971年调安富镇唐家沟疗养院。

1977年即将退休，由于永荣矿务局综合医院要办两届西医学生中医培训班，需要父亲任教两年，父亲延迟到65岁退休。

写在最后：

这是一段真实故事，筷子手有幸能够从张德约老人之子张明愚先生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感慨故事里描写的每一幕的都像电影一般真实残酷，谨以此文感恩和平年代，感恩曾经冲杀在战场上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