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坵村：每一个乡村都该有自己的历史

孔坵村位于浙江临海，开了很久的车才到。一是因为这里位置较偏僻，二是路况不好，特别是进村的时候路太窄了，遇到对面来车根本就错不开。在动身前往之前我们查找资料，主打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原生态，保留明清时期古村落的样子，所以走在进村山路上的时候，这种糟糕的路况反而让我们觉得：这次来对地方了。

据《临海陇洲章氏宗谱》记载：明宗祯年间，“天下大乱，为避战乱，宁海处士海游人章廷可携六子入山惟恐不深，寻至临海陇洲结庐而居”。这就是孔坵村的起源，章廷可为了躲避战乱在此地定居，后来逐渐繁衍生息成为一个大的村落。

孔坵村大多数人姓章，目前村里不足百户，而且都是老人留守。到访之时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因为村里人不多，很多房子空置甚至倒塌，所以显得格外安静。我们撑着一把伞，就这样闯进了这座古老的村落。

我们把车停在了村委会附近，下车走几步就看到这个“文化礼堂”。这里之前是村里的学校。就是这么个藏在大山里头的小学校，还培养出不少人才。看墙上的介绍得知，学校历史还蛮悠久！

清道光年间村里出了第一个文人太学士章业培（1814-1898），与台州知府刘璈友善，致力文教。同治八年（1869），章业培偕史秉义广设义塾，次年二月于乡里创办“宝书义塾”，借村祠堂为舍，并筹集学田（地）七十余亩，当时，该村所有耕田仅六百余亩，可见该村一开始就对教育的重视。同年，章业培又在离该村十来里的箬笠山（今箬坑村）设立“鼎新义塾”，筹学田四十五余亩。当时为临海乡村32所义塾之列。后由于发展需要，两塾合并，改名为“宝书鼎新日新义塾”。章业培以自己的声望，聘名士任教，文化兴盛，附近天台、宁海等地前来求学的学子不断。

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新式学堂，更名“宝新初等小学堂”。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是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的时候。

1901年《辛丑条约》已经签订，1906年清朝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虽然无法查到这个宝新学校改为新式学堂时的授课内容，但从时间点上看它在废除科举之前两年已经转型，还是非常厉害。我想是临海地处沿海，思想较为开放？

宝新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民国期间，在各地任要职的就有10余人。其中有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抗战时期后任29军、98军、10军等军法处处长的章升平，以及陆军少将章宏戌、章宏量等人，都曾是“宝新小学”的学生。还有非常多的人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有些去了宝岛台湾。所以，现在提“乡村振兴”战略，没有教育的作用怎么能行呢？一个村里能出这么多人才，这个村还能不振兴嘛？

走在村子里，很不容易看到个人。正好遇到“章氏宗祠”开了门，我们溜进去一看，原来是族人正在打扫祠堂。可以明显发现祠堂是翻修过的，门口的捐助碑既是一份荣誉，也是对大家族的一份责任。以后发家致富了，我们都没有地方去捐修祠堂呢😂

再往里走，终于遇到一位老太太了，看样子有九十多了，我们很想和她聊聊村子的历史，可惜她说的方言我们一点都听不懂，我们说的普通话她应该也没有听懂。老人的记忆可能不准确，但我愿称她们是孔坵的活化石，她们才是鲜活的历史。我们双方哇哇讲了几分钟没效果，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屋子里出来一位中年男子，呵斥了老太太。可能是嫌弃她话多。

雨越下越大，我们只有在老房子的屋檐下躲躲雨。三只小黄狗也蜷缩着，只是好奇地打量我们这两个陌生人。就这眼神已经把我们吓得不敢声张，生怕狗子们一跃而起。雨小一点儿了我们继续逛着，发现村里房子大多数都是石头垒起的基础，然后加少量的木材做门窗。石头垒得也没有我们在重庆合川看到的中国矿大的干打垒建筑精细，石头和石头之间有很大的缝隙，感觉冬天漏风的话应该很冷。

走到一户大院子门口，发现竟然还住着两位老人家。他们只住了院子的一个角，但显得比其它人家富有生气，所以老话说得好呀，“人要饭寸，屋要人寸”就是这个道理。

老人家说她子女都去临海城里买房了，村里剩下来多是老人了。她讲原来老一辈的人还在的时候，逢年过节那些远在台湾的人都还是会回这里。现在老一辈的人走了，这里比原来是冷清些了…老人家一边跟我们交谈，一边还在整理灯串，她说这个就是赚点手工钱，年纪大了干不了重体力劳动。

不一会儿就把村子看完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找到村民聊聊。基本上每栋空置的老房子前都有一个褪色发白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曾经主人的成就和官职，看了几个发现都是在台湾去了。要是有机会看到祠堂里的族谱，可能会拼凑一些历史的细节。

每个村子都是独特的，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被人记住。小时候我们村有自己的小学，现在村小合并后只有去镇上念书。若时间回到过去，以前的村庄是不是都和孔坵很像？某种程度来讲，这些远走台湾的章氏后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所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讲，“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