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年少道别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寒风裹挟着细雨，如一层灰蒙蒙的纱幔笼罩在川南的乡野。天光暗淡，云层低垂，仿佛连时间都被这阴郁的天气拖慢了脚步。那条从县城蜿蜒至正华场的乡村公路，狭窄而泥泞，碎石与浊水纠缠不清。偶尔有车辆驶过，便溅起泼墨般的泥浆，行人仓惶躲闪，却总难免被命运随意泼染一身污点。

彼时的我，刚满十八，衣衫单薄如纸。背上是一只打满补丁的铺盖卷，手里拎着用篮球网兜装住的搪瓷脸盆，盆中牙具、毛巾与几本卷了边的旧书相互磕碰，发出细微而寂寞的声响。母亲临行前塞入的五块钱和两颗煮鸡蛋，藏在最底下，像是被小心翼翼埋下的希望。这一年最后的时光，我正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奔赴正华公社插队的路上。

阵阵寒风袭来，如冰刀般钻进领口，穿透了单薄的衣衫，我不由得周身打了个冷颤，而思绪却飘回了一年多前那些迷茫与惶惑的日子……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初中毕业。由于早年割草导致右手中指肌腱断裂，未能及时医治，从此这只手便再也无法全力紧握命运。县里体检后，我领到一纸“免予下乡”的证明。那一刻，心中并无喜悦，只有一片悬空的茫然。不到十七岁的年纪，眼前的路却早已模糊不清。

我家住在县城一条背街的小院，对门就是县中药材公司的仓库。母亲低声下气求邻居胡经理同意，我才得以到仓库做临时工。一天一块一毛六，每周做满六天——116，这数字从此烙进我生命的账本。那是渐凉的九月，仓库中堆积如山的甘草、当归、黄连等药材的味道，混合着消毒水、杀虫剂的气味，几乎令人窒息。工友皆为妇女，终日弓腰曲背，搬药、分装、堆码。汗水浸透的衣衫从未真正干过，但我们仍在苦涩中咀嚼着生存的滋味。

而我却是快乐的。领到第一笔工钱那天，我将那叠褶皱的纸币郑重交到母亲手中。她转身就去肉铺割回好大一块猪肉，煮熟切片，与白萝卜回锅同炒。那个黄昏，狭小的厨房里油香沸腾，那一刻，我仿佛真能触摸到“养家”二字的重量。

好景不长。才做了二十几天，胡经理就在仓库门口喊住了我，面露难色说：“明天……别来了。”他压低嗓音，“有人反映，说你家庭成分复杂……”余下的话，被风吹散。我只记得那天的夕阳格外刺眼，我捏着刚结的二十三块两毛钱，站在巷口，像一棵被遗忘的树，良久未能移动。

接下来的日子跌入了更深的迷茫。我终日流连于俱乐部借小说、看书报，或与街坊少年下象棋虚掷光阴。直到有一天，我与家住对门的同学突发奇想，毅然奔赴六公里外的煤矿矸石山洗煤。那是属于年少才有的莽撞——不问危险，不计后果。两人携竹筛、木桶、箩筐，吃过午饭就匆匆赶去。依样画葫芦般扎下水塘，挑来溪水，将煤矸石搅得浑浊，再借水的浮力筛取煤炭。一整夜，我们赤脚踩在硌人的矸石堆中，弯腰挥臂，与水、与煤、与沉重的夜色搏斗。至破晓时分，竟洗出近两百斤煤，却也累得瘫倒在泥水边，沉沉睡至日上三竿。

醒来时，望见母亲拎着布包自机车道上一步步走来。她解开包裹，里面是仍然温热的红薯饭和一碟咸菜。“吃吧，挑不动我帮你。”她没有多言，只用手帕轻轻擦去我脸上的煤灰。那一刻，我急忙低头扒饭，生怕她看见我眼眶里打转的酸楚。

洗煤的活终究太苦，不仅劳累至极，矸石山更有塌方之险。我们去过那一回后，便再没有去第二次。

我家后院是折扇厂。每当白露时节，山里的桐果成熟，厂里就急需临时工赶季节削桐子。两只水桶、一张长凳、一把尺余长的弯刀，每日削得桐子四百斤，才能挣得一块钱。纵然双手起老茧、满身桐油味，心里却反而踏实许多。只是每至深夜，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倾听着弟妹们均匀的鼾声，我总会睁眼望向夜空：人生难道就只能如此东一日西一日地漂泊下去吗？

转机来得偶然。一位在正华公社工作的远亲来城里开会，见我常倚门发呆，便拉我坐下。“老这样在城里待着也不是办法，下乡去吧，农村虽苦，却也锻炼人，更能养活自己。”那一夜，我辗转难眠。窗外的月光白得晃眼，恍惚间仿佛又看见五年前姐姐下乡时离别的情景——我追逐着知青们乘坐的大卡车奔跑，她回头喊道：“等你长大了，来姐姐这儿插队！”

一年又将尽。第二天，我对母亲说：“妈，我不留城了，我要下乡。”她愣住片刻，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下，又慌忙转身在灶边抹去。“你想清楚了？农村苦呵。”“苦也得走，不是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吗！”

母亲沉默地接受了。次日清晨，她带我一口气走了四十多华里路，到正华公社找到那位亲戚。手续办得意外顺利，我被安排至四大队插队。临行前夜，母亲就着昏黄的灯熬夜为我整理行装。最后她将五块钱塞进我手心，轻声说道：“菜花蛇无脚无手都能活下去，一个男人，怕什么。”

此刻，我独行于泥泞的公路上，雨水顺着发梢流进衣领，冰冷之中，却仿佛有一股热涌在胸腔流动。远处，正华场的轮廓渐次清晰，炊烟从青瓦屋顶袅袅升起。我知道，那里不会有坦途，但这条泥泞的路，是我亲手选择的向前之途。

一九七五年就要彻底过去了。而我那苦涩的年少时光，也随之落幕。新的生活，正在这条泥泞道路的尽头，等待着一个十八岁的下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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